記者：莫梓俊

點點燭光。周基利教授


有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的環境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又有人說「知識改變命運」，學識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途。這兩句名言，似乎都在周基利教授身上得到證實，年少時曾經誤入歧途，迷途知返後成為知名學者，致力於研究兒童貧窮問題，推動扶貧政策。學術場上，這位教授更是樂意將知識的燭光交予後輩，期望召集更多的力量去面對社會的各樣問題。

周教授出身舊屋村環境，自言當時的屋村品流複雜，很快就結交到一班的損友，甚至黑社會份子。一班人聚在一起，自然經常打架犯事：「當時我有學功夫，經常想找機會實戰，結果就是常常找人打架，當然是我打贏，但會經常擔心被人暗算尋仇。」周教授分享道。



※ 周基利教授獲教院頒授「傑出研究表現獎：青年學者卓越研究獎」，手持為有關嘉許狀

潔身自愛。疏遠損友

在校外也許是一個不良少年，在校內卻讀書成績不錯，以致於連身邊同學都勸他要潔身自愛。事實上，抽身回頭的想法，在周教授年少時一直蘊釀著：「你再厲害，也要時常害怕比人尋仇。又眼見一些一起玩的黑社會份子被補入獄，我開始明白就算你如何聰明也好，一旦入獄你就什麼也不是。」。結果隨著升中，周教授搬離了舊屋村，認識了一班新同學，亦漸漸跟以前的損友疏遠，不良少年的歲月至此總算結束。

周教授自90年代開始先後就老人健康、長者政策、扶貧措施等議題進行研究，其中特別關注兒童貧窮的問題，周教授自言兒時的經歷對此影響深遠，今日的孩童成長主要依靠家庭關係，富裕家庭擁有優厚的社會資本以協助孩子成長，然而草根家庭的孩子卻是「輸在起跑線」，在貧富不均的環境下，他們孩子能夠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亦隨之下降。

草根家庭的三大困境

周教授分享到，草根家庭面對著三大困境：一是家庭管教問題，草根家長經常面對經濟壓力，以致情緒不穩，容易以打鬧方式管教子女。二是世襲貧窮問題，草根家庭無法提供資源予孩子去裝備自己，令草根孩子競爭力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弱，早前研究已發現富裕家庭孩子入讀大學的比率比草根家庭孩子高，結果令草根孩子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亦無法提供資源去裝備他們的孩子，貧窮的問題再一次重現，令到草根貧窮變得世襲制。三是無法提供學習動機予孩子，草根家庭父母都忙於工作，無暇陪伴孩子進行如睡前閱讀等活動，間接令孩子學習動機下降。

問及多年的研究都以香港本土為對象，為何不以外國為研究對象？周教授笑言如果從事外國研究的確更易引起學界的注意，但是他留意到歷年來有關香港的政策研究十分稀少，如果真的要改變香港的政策環境，追求學術名聲而以外國為對象只會對香港無益，故此歷年來都專注以香港環境為研究目標。

周教授期望透過研究工作，可以喚起公眾對兒童貧窮對兒童成長影響的關注：「透過研究發現，才可以提醒公眾的注意。例如近年的神經科學發現孩童最初幾年對於腦部神經組成起重要影響，才令到公眾重視孩子成長初期的環境。」

課室裡，周教授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善於辭令的人，更以易害羞形容自己。他回憶教學初期要擔任社工課程的導師，學生大多是一班擁有大量深厚實戰經驗的社工，周教授表示教學時曾與學生吵架收場：「我任教統計與研究工具，但無社工實戰經驗，學生們則有深厚有關經驗，但無統計基礎，大家便很容易就著一些事情起爭執。」



※ 香港教育學院4月舉行傑出教學、研究及行政服務表現校長獎項2014-15頒獎典禮，嘉許傑出的教職員及行政團隊。周基利教授(右二)獲頒授「傑出研究表現獎：青年學者卓越研究獎」

自我調整的重要

時至今日，教學對周教授已經是毫無難度之事：「最重要是自我的調整。始終時代不同，小時候會覺得老師是『神』，神聖不可侵犯，但今日自己擔任老師，明白要用真心去關心學生，我自己就會特意去記班上同學的名字，和他們談論我的孩子，為他們補習，讓同學們感覺到我有用心去和他們相處。教育是對人的工作，只有處理好與人的關係，其他工夫才會順利。」

樂意扶植後輩

作為科主任，周教授現時要在教學外兼任行政工作。他相當歡迎這項工作帶來的新挑戰：「我個人十分喜歡挑戰自我，人應該做到老，學到老，而且如果不去接受挑戰，你根本不會知道自己的潛質有多少。」。作為前輩，周教授為後輩學者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協助，例如幫助他們申請研究基金等，亦樂意與他們交流意見：「我期望可以啟發更多人加入政策研究的工作，我更希望將來可以有人超越我。我自己最多可以工作多十多年，之後就需要交棒，只有繼續培訓更多人加入才有機會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對於即將畢業的同學，周教授寄語他們要成為社會上的Change Maker：「希望同學們畢業後可以繼續關心社會，運用自己的能力去為社會帶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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